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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理论与概念
近年来,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已经开始深刻重组社会安排和日常生活,数字化平台的介入不但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而且催生了数量庞大的平台工人,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都是典型的平台工人。他们在工作时间、工作空间和劳动方式上与传统劳动者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平台工人的工作更是成为了保障城乡居民日常生活的关键力量。在疫情当中,广大的快递员和外卖骑手冒风险,迎风冒雨,送餐送货,有力保障了医疗救治和市民生活,是疫情下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和平安守护者。
目前我们对平台工人群体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行业巨头发布的调查报告,例如美团研究院发布的《年美团外卖骑手就业报告》,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联合苏宁易购发布《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这些平台出具的研究报告,更多反映的是管理方立场,对平台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包括劳动过程、劳动权益、工作压力、身心健康等往往反映不足。同时,这些报告的数据多源自平台内部从业人员,且缺乏对数据获取和处理的方式的必要说明。换言之,这些报告在数据来源上基于单一平台,难以反应某一行业的工人群体的整体状况,更无法全面反映分布在不同行业的平台工人的处境。二是来自于学术界的研究,已有为数不多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从劳动关系的角度,讨论该群体面临的劳动关系的新问题和应对措施;其二是从法律的角度,讨论该群体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其三是以社会调查来呈现该群体的工作及生活现状。这些研究要么缺乏应有的理论视野,停留在呈现事实阶段,要么在抽样方式是多是方便样本,难以推论到整个平台工人群体。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借助社会学的理论视角,依靠可靠的研究方法,系统而全面地把握平台劳动的群体特征和劳动过程显得十分必要。
在理论层面,我们试图提出“下载劳动”的概念来理解平台工人的劳动过程。“下载劳动”是指平台作为巨大的具备反思能力的有机体,将一套精密且动态调整的劳动控制模式“下载”到工人身上,全面塑造乃至取代工人原有的主体性。
下载劳动旨在更深入地理解平台塑造工人的过程。表面上,平台工人是下载了一个APP,作为他们工作的辅佐,甚至可以理解为某种生产工具。实际上,他们是“下载”了一整套塑造主体性的时空框架。平台的话语通过下载劳动创造了“平台工人”。这种塑造在贯穿于平台工人所有时间和空间,它不需要依赖实际的车间,也不局限于劳动时间,也没有依靠具体的“塑造者”。
我们将平台工人的劳动特征总结为如下四点,即强吸引、弱契约、高监管以及低反抗。下文将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内容,对这四个方面逐一进行剖析。
武汉疫情期间的外卖小哥。新华社资料
二、强吸引:自由劳动的魅力
1、低准入门槛
平台工人规模的越来越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准入门槛较低,吸引了大批劳动者加入。许多公司在招聘外卖和快递员时,对于年龄、性别、学历等没有过多的要求,应聘者申请注册的限制条件较少,甚至在一些公司只要求应聘者年满18岁和会骑车,对于驾驶证都没有硬性要求,也就是说只要是会骑车的成年人都可以成为一名外卖或快递配送员。某家公司对于应聘者的要求表述为:
18-50岁,能吃苦耐劳;遵守交通规则,爱惜车辆和自身安全优先;认真负责,吃苦耐劳,对工作有激情,有上进心;热爱生活,懂得生活,无传染性疾病优先。
换句话说,如果你在18-50岁,且身体健康,你就可以应聘饿外卖骑手。类似的,武汉某家政服务公司的月嫂招聘信息中,只要求应聘者年龄在50岁以下、经验丰富、有亲和力,而对于户籍、婚姻状况、学历、技能证书等均没有严格要求。也就是说,应聘者在提交申请时,可能只需要提交身份证和健康证以核实身份信息,除此之外,没有规定其他的硬性条件。
在研究中,我们也有相同的发现。参与调查的外卖和快递员中,有40.45%的人将“入门简单”作为自己“当初步入该行业的原因”,使之成为该行业继“工作比较自由”之后的第二大受欢迎的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外卖和快递配送员中,高中、中专或技校学历的占比达48.69%,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仅有6.99%。在问及获取工作的具体途径时,有54.43%的人表示是通过亲友介绍或老员工直接推荐的方式获得工作的,这些数据直观地体现了外卖和快递行业入门简单、门槛限制低的特征。
虽然在外卖和快递行业形成了以男性为主导的特征,注册网约车的司机也以男性为主,但这更多的是与此类行业的高强度劳动有关,平台和企业并没有将女性拒之门外。同样的,虽然网约家政工大多数都是女性工作者,但是对于有意愿从事该行业的男性来说,并没有准入门槛的限制。总的来说,平台经济下的劳动者在进入各类行业时受到的门槛限制较少,平台企业在招聘时,对于求职者的性别、年龄、户籍、学历、婚姻状况等都没有过多的要求。在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的今天,低门槛的准入要求为广大务工人员提供了绝佳的工作机会,他们不用辛苦地考取相关的资格证书,也不用办理繁琐的手续,甚至自己就可以直接在网站或APP上完成注册和申请,这些便利吸引了大批的劳动者进入此类行业。
2、高薪酬梦想
如今在网络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外卖行业成为一种新型的高薪行业”、“快递小哥月入过万”、“快递员月薪超白领”等新闻报道,网友也纷纷调侃要转行去送外卖或送快递。最近饿了么发布的《大学生外卖骑手报告》中显示,今年暑假全国有名大学生新加入饿了么蜂鸟配送,其中一位女大学生50天工资超一万。如前所述,由于工资的组成主要是派单量和平台补贴,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大多数上班族通常会选择通过定外卖来解决午餐或晚餐,导致外卖需求量大大增加,在这些城市中从事外卖行业的人员有很多月收入过万。同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月嫂也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职业。月嫂是家政服务人员最忙碌的群体,随着二胎政策的开放,月嫂的“薪情”也一路看涨,北京、上海等地一些“金牌月嫂”的月薪甚至超过元。《人民网》曾对月嫂月入过万的现象进行了报道:
月嫂现在是一个高收入职业,行业逐渐呈现高学历、年轻化。还有不少人希望经过培训后去创业,成立产后康复工作室。月嫂从业者的高学历趋势与这份职业的高自由度和高收入不可分割,“我喜欢旅游,完成一个订单后想休息多久都可以,这一点非常吸引我,”刘芳玲说,“现在月入一万多元,比之前的工作收入提高了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年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情况》显示,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元,月均.3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元,月均.9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元,月均.1元。而苏宁易购发布的《快递员群体洞察报告》显示,全国快递员的平均月薪达到了元。“蜂鸟配送”发布的《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则显示,外卖骑手的收入主要集中在-元,其中超过10%的骑手月收入在元以上。从横向比较来说,此类行业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平,移动社交平台陌陌发布的《主播职业报告》更是显示,有21.0%的职业主播月收入超过万元。从纵向比较来说,许多人在进入外卖、快递、网络主播等行业之前,都从事过企业生产工人、保安、建筑工、餐厅服务员等工作,相较于之前的工作,此类工作带给他们的收入更为可观。
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不再是每月拿着固定的工资,他们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出色的表现赚取更高的提成和奖金,一系列相关的报道促使许多人萌生了从事此类行业的想法,抱有获得高薪酬的梦想,他们开始踏入这个行业。本研究中,有27.97%的人将“收入高”作为当初步入该行业的原因。但我们也发现,53.18%的外卖和快递配送员反映目前的收入并不能满足家庭开支,仅有7.49%的人表示当前收入能够完全满足所有支出。由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入行前的期望与入行后的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3、劳动“自由度”高
区别于工业时代传统的雇佣关系,平台工人对自己的工作看似有很大的“自主权”,他们不需要接受平台或企业严苛的管理,也不需要在固定的工作空间内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没有了时空限制和不合理的管理,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的心情来调节自己的工作。
在上面提及的案例中,月嫂刘芳玲就表示自己在完成一个订单后,可以自由地休息一段时间,这个行业较高的劳动自由度是吸引她的一大特色。在本研究中也有同样的发现,“工作比较自由”成为外卖和快递人员的入行原因中最受欢迎的选项,68.79%的人表示这是吸引其加入该行业的主要原因。他们可以自主决定上下班的时间,可以决定是否延长工作时间,而不用像其他行业的员工一样,饱受“被迫加班”的折磨。他们也不用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坐一整天,接触不到阳光也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这种整天在城市各个街道穿梭的感觉对于他们来说似乎也不错。
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在一家电路板加工厂工作,负责模具设计,虽然比起一线的普工,我的工作还算轻松,但是每天三点一线的生活让我觉得像在“坐牢”一样。后来也换过几份工作,但是我还是不喜欢工厂的工作,不喜欢受人管制,现在送外卖挺自由的,也不用为请不到假而发愁。(骑手小张访谈记录)
对于外卖骑手来说,虽然有时他们还是需要接受站点的管理,但来自“人”的管理正渐渐淡化,骑手通过平台系统就能完成请假申请、工资领取、培训学习等事项,缺少来自管理者在场的监督和管理,外卖骑手可以最大限度地感受到“自由”。
工作时间的灵活性和劳动自由性让平台工人身兼数职成为可能,他们的本职工作可能是商场销售人员、建筑工人、工厂员工或者个体经营者,甚至还可能是在校学生。对于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家政工、网络主播、网约车司机来说,他们根据自己每天的实际情况自由选择自己的工作量,从而在闲暇时间赚取本职工作外的额外收入。这也是吸引了大量劳动者进入此类行业的原因所在,“多劳多得”的行业规则让他们感到既是自己的老板,也是自己的工人。
三、弱契约:高度不稳定的劳动
1、若即若离的劳动关系
平台经济又被称为“零工经济”,旨在强调其灵活用工的特点,平台经济的发展和平台数量的快速增加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的机会。而平台经济下的就业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工业化社会中建立在雇佣制度基础上的传统就业方式不同,由于目前的法律规范还不够完善且尚未完全适应平台工人的工作性质,在很多情境中,现有的劳动法并不能完全适用,因此平台就业模式中仍然存在劳动关系认定模糊的问题,进而导致很大数量的平台工人劳动权益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但是在现实中,由于平台经济灵活用工的特点,加之一些平台企业力图规避责任且平台工人的权益意识又相对缺乏,很多平台企业都没有与劳动者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在网约车行业中,以滴滴快车为代表,车主只需要进入滴滴快车的